朱熹错了
“朱注四书”是指南宋朱熹（1130-1200）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
“四书”依朱熹的编排顺序是“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”这四本儒家经典。“章句”是指为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分章断句，再加上主要是朱氏个人的注解；“集注”是指为《论语》与《孟子》而集合众多学者的注解，所引学者以北宋与南宋的为主，又以程颐（1033-1107）最受重视。后世有“程朱学派”之称亦可由此见之。
这部书在元朝皇庆二年（1313）正式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本。自此以后六百多年，中国读书人从启蒙开始，只要是想学习儒家的，都必须先诵习本书。于是，朱熹的思想产生无比的影响。先简单总括为一句话，就是朱注四书的问题在于：表面是朱熹在注解四书，其实是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。
这个问题必然引发一些后遗症。明朝学者王阳明（1472-1528）年轻时“遍求考亭〔朱熹〕遗书读之”，受到“格物穷理”的启发而每日格竹子，一星期就病倒，知道此路不通。他后来转而追随陆象山（1139-1193）的心学系统。到了清朝，反对及批判朱注的人更多，但是在学术界几已形成一种共识，就是：你不可能绕过朱熹而往前走。于是，朱注成为一座大山，让多少人在山路中迷途不反。
当今之世，研究及发扬朱学的人所在多有，我无意与他们在有关朱熹个人的思想方面有任何争辩，我在意的只是“朱注四书”这一部分的问题。关于此一问题，明清二代已有许多学者提出异议，指出朱注哪一句不合理，哪一句没根据，哪一句弄错了。也有学者全面反对朱注，还使用情绪性的字眼来质疑其用心。这方面的数据只须参考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即可略窥梗概。在我自己研习四书的过程中，总觉得还是少了一本对朱注作全面而深入评价的专书，所以陆续写成一些短文，再集结为本书。
首先，没有人会否认朱注四书在推广及发扬儒家学说方面的贡献。如前所述，承认这套书是我们学习儒家时“无法绕过或视而不见的大山”，即无异于肯定了朱氏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。但是，相对于此，儒家也可能因为朱注而改变了原有的面貌与主张。清朝学者颜元（1635-1704）说：“必破一份程朱，始入一分孔孟。”甚至说：“程朱之道不熄，孔子之道不着。”只要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我们也应尊重这样的观点。
其次，朱注四书在“四书”的排列顺序上即有违常理。就算我们接受朱氏所说，以《大学》为曾参所作，并以《中庸》为子思所作，但是怎么能将它们置于《论语》之前？并且有关前二书的作者问题，从来就没有得到共识与定论。
然后，朱注自始至终都认定儒家说的是“人性本善”，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所在。他为了坚持这种观点，不惜在注解《论语‧阳货》孔子所谓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时，公然质疑孔子观念含混，还引述程颐的话说“何相近之有哉！”我读到这种注解时，就发心要写眼前这么一本书，连带也对朱注作全面的批评。
我的批评分为四部份，依序是针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朱注。我的心力用在《论语》上的最多，在为文时自然参考了历代学者有启发性的见解，但都经过我的仔细省思与分辨。我的用意是着重指出孔孟的基本观点是“人性向善”，因此人须真诚而主动地进行道德修养，连带也须承担个人对群体的责任，由此响应孔子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的志向。
在探讨《孟子》部分，我分析了一系列与人性有关的概念，最后也与朱注得出大不相同的结论。在《大学》部分，我对“格物致知”的理解既与朱注有别，也与王阳明的诠释不同。到了《中庸》部分，我等于是在撰写一份心得报告，因为前面三书确立了儒家的思想基调，至《中庸》已有总结的意味。最后，希望经由本书的讨论，使早已熟悉朱注的读书人可以继续慎思明辨，以求领悟四书的义理，并互勉笃行之。
